中国史上首个将君主生日定为国庆日始于唐玄宗的”千秋节“

国庆是一个国家在“国”的层面最大的盛典,在这一天全国人都放假欢庆,为自己的国民身份而自豪。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中国一样,将现代国家建立的日子设立为国庆日,但是这一设立标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对君主制国家来说,国王不但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这些国家里,国庆通常就是国王的生日。

在现代社会里,一些君主制色彩比较浓重的国家,如英国、丹麦、荷兰和日本,仍然会在国王的生日那天全国放假庆祝。

在君主制绵延了两千年的中国,国庆自然也和君主的生日息息相关,从唐宋开始一直到清末,皇帝生日一直是最重大的全国性节日之一,而以皇帝生日为国庆的做法,最早起源于唐玄宗统治时期。

生日庆典的起源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人们要掌握播种、收割的时间点,必须对四季的变化、气候的寒温非常敏感,因此中国古代的节日,大多与历法上的节气相关,也有一些日子,由于在历法上月日排序相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被划为节日,如三月三的上巳(读音“寺”)、五月五的端午、七月七的七夕、九月九的重阳等等,这些日子有时虽也与人物纪念有关,但日期却与人物的生日没有直接关系。

六朝以前的史料中,几乎没有庆祝生日的记载,因此清代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考察了各方面资料后断言:“生日之礼古人皆无”。顾炎武认为,人们开始重视生日,大约要从南朝齐梁时代开始。

据《颜氏家训》记载,当时南方风俗,小孩出生一岁之后要抓周,之后每一年的这一天都会“有酒食之事”,举办生日宴会,但这种宴会一般是在双亲在世的时候举办的,双亲去世之后,子女在生日之时怀念父母生养的辛劳,心怀感伤,也就不会再设宴欢庆了。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中国人开始重视庆祝生日,是受佛诞日的影响。据佛教经典记载,释迦牟尼诞生日为四月八日(一说为二月八日),在这一天,南亚地区的人们都会郑重清洗佛像,将之放入车中或轿中,四处游行,接受信众的礼拜和供养,称为“浴佛”或“灌佛”。

这种习俗也随着佛教传入了中国,在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有在佛诞日“浴佛”的习俗,《魏书-释老志》载,在北魏,每到四月八日,太武帝拓跋焘都会亲自登上城门楼,观看浴佛游行的盛典。

在这一天,各佛寺还会设斋饭、布酒席招待穷苦百姓,并在寺庙内召集高僧大德讲论佛法。佛诞纪念的流行,直接影响到了六朝人对生日的观念,据《颜氏家训》记载,南朝梁元帝在每年的生日那天,都会“设斋讲”,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才停止,这种庆生形式,很明显取材于浴佛节设斋饭、讲论佛法的活动。

到了隋朝,隋文帝杨坚曾颁布法令,在自己生日当天全国不得屠宰,这也明显是受了佛教“禁杀生”思想的影响。

生日地位的提高,让大臣们找到了新的溜须拍马之法,隋文帝时期一位精研数术的大臣袁充,就曾上表皇帝,说经过他的推算,隋文帝的出生的日期“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这预示着文帝的出生日具有“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的重要意义,因而可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

虽然隋文帝在三年之后就驾鹤西去,并没有实现“洪基长算,永永无穷”的预言,但是这份文书向我们表明,在隋朝人眼里,帝王的生日已经从一个普通的日期,演变为具有神圣意义的特殊时间点了。

献寿成新俗——如何设计首个国庆

到了唐朝,为皇帝庆祝生日已经成为宫廷中的一项经常性活动,在这一天皇帝会在皇宫内殿举办宴会,宴请皇亲国戚和朝中重臣,京城内外的大臣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为皇帝送去礼物。然而这样的庆祝,影响的范围还只限于宫廷内部,与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初唐的帝王们虽然各有丰功伟绩,但从未有人想到将自己的生日宴会发展为全国庆贺的节日。

将皇帝的生日从宫廷宴会发展到全民节日的,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李隆基

玄宗即位以后,显示了出色的领导手段。在平息了宫廷斗争的隐患之后,他对内轻徭薄赋、鼓励农桑,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对外采用军事与和亲并行的政策,在与各周边政权的关系中都处于优势地位。

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

治国方面的成功,让玄宗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不世出的圣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在几经推辞之后,他在泰山完成了封禅大典,向当今和后世的人们宣告自己是受天地眷顾的优秀君主。

封禅过后第四年,玄宗按照惯例为自己的生日举办庆祝活动,宴请百官。在宴席结束后,当年带头建议玄宗封禅的两位丞相源乾曜和张说率领文武百官上了一通奏表,奏表中认为自古以来,圣人的生日就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汤本元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追始寻源,其义一也”,因此像唐玄宗生日这样“二气含神,九龙浴圣,清明总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五,恒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的美好时刻,自然也应该被定立为每年固定的节日,好让天下人庆祝自己得逢盛世。因此,群臣建议将八月五日设为“千秋节”,并将此节“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将这个节日写进国家法令当中,使之获得官方的认可。

唐代是律令制国家,法令在整个政治社会运作中影响巨大,一旦颁布了法令,理论上就必须严格执行,节假日的法令会涉及到工作时间的调整,所以在颁布之时会非常谨慎。在设立“千秋节”之前,朝廷已经将释迦牟尼诞生的四月八日定为法定假日,有了这个先例,再将玄宗诞日加入节日名单,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这也是奏表中强调“孟夏有佛生之供”的原因。

至于休假的时间,奏表中的建议是“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当时唐代的节日休假,主要是针对朝廷官吏,从持续时间上来看,除了元旦(农历一月一日)、冬至休假七日,清明寒食连休四日,夏至和腊日休假三日之外,其他如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等节日都只能休息一天,千秋节的三天假日,对当时的公务员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惊喜了。从百官的角度来看,如果皇帝同意了这个提议,刚好给大家一个名正言顺的可以休息放松、吃喝聚会的机会;如果皇帝不同意这个提议,倡言者也算是找机会赞颂了皇帝一番,不至于遭到怪罪。因此文武百官对上表建言之事都很积极,纷纷应和两位宰相的建议。

皇帝生辰这样的节日在历史上尚属首创,既然是节日,就需要有标志性的庆贺方式,那么这庆贺方式该如何设计呢?张说和源乾曜等人的奏表中贴心地提出了庆祝方案:“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

张说和源乾曜虽然都是一流的名臣,但也不可能凭空造出这么多庆祝活动来,据史学家张泽咸、朱红等学者的研究,奏表中列举的活动,大多是从其他节日庆贺活动中移植而来的。比如每年元旦朝廷会宴请百官,在宴会上大臣们要向皇帝献寿酒,这一活动被移植到千秋节,就成了“上万岁寿酒”;又比如每年秋天的社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百姓都会祭祀土地神,感谢神明赐予美好收成,由于秋社的日期和玄宗生日相近,干脆就把祭土地神的时间挪到千秋节,变成了“赛白帝报田神”。

此外,所谓“以丝结承露囊”源于民间在白露时收集花露水制成的“眼明囊”的习俗,“进金镜”则取自道教佩戴镜子以求辟邪、鉴物的传统,均是渊源有自。

就这样,张说、源乾曜等人将官方、民间、宗教的各种庆典活动东鳞西爪地组合起来,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庆节的庆祝方案

在此后的日子里,这套庆祝方案不断从其他祭祀活动中吸取营养,如开元二十四年将祭祀老人星的仪式移到千秋节,天宝年间又在其中加入了佛诞节庆祝活动中的设斋、禁屠、讲论等元素,逐渐将千秋节庆典发展为一个繁复庞杂的庆典体系。

当源乾曜等人提出的这套东拼西凑方案摆在玄宗面前时,自我感觉甚好的唐玄宗并没有觉得不妥,反而龙心大悦,立即同意了百官的请求,下令从第二年(开元十八年)开始设立“千秋节”,又制定了百官朝贺的步骤细则,于开元二十年将千秋节庆典的流程写进了新修成的《大唐开元礼》,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庆节,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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