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首个系统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学者是苏立文教授

2012年9月10日,一个由图片、手稿、书籍等组成的学术研究展《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亮相,这个展览的主人,就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20世纪中国美术的西方学者,被誉为“东西方美术交流的使者和桥梁”的著名美术史家,96岁(2012年)高龄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苏立文。

这个展览和苏立文老人的到来,翻开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众多往事,展览中的珍贵文献,记录了一个西方学者向世界介绍中国美术的人生历程和重要贡献。展览持续到了当年10月8日。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是汉学家、艺术史家,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学者之一、西方研究与批评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权威。

Mr.-&-Mrs.-Smith-Sullivan(图:年轻时代的苏立文夫妇)

他于抗战期间来到中国,先后结交了张大千、傅抱石、丁聪、吴作人、叶浅予等中国美术家,并结下深厚友谊,从此开始了研究中国美术、收藏中国美术作品的道路。

此后六十多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传播中国美术,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中国》等著作,这些著作成为西方大学美术史的专业教材,影响深远。

苏立文也因多年来丰富的艺术收藏和研究成为西方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权威。

苏立文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曾经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方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认知结果。苏立文先生在文化交流上的宏观价值、意义,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一笔。

苏立文1916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三年后全家迁往英格兰居住,并在英格兰度过了他的童年及少年。

1936年至1939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建筑学,后加入“不列颠救济委员会”,旨在为内战中的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医药援助。但由于1939年夏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崩溃,他们的计划被迫取消,同年冬,苏立文响应国际红十字会的号召,决定作为志愿者前往中国,支援抗日战争。

1940年2月12号,他踏上了由英国立物浦开往中国香港的S.S阿伽门农号货船,历经6周的航行后,抵达香港,不久便被安排到驻扎在贵阳(贵州省贵阳市)的国际红十字会,主要工作是去昆明(云南省昆明市)的铁路接应医疗用品,再负责把这些物资运到中国“解放区”的医院。

1941年,苏立文在红十字会结识了与他相伴终生的中国妻子——吴环(Khoan),一位来自福建厦门的女大学生。1942年,苏立文从贵阳迁居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在成都的一个博物馆工作,并且于同年和吴环在成都结婚。

他也因此获得推荐,成为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郑德坤的英文助手,开始接触中国艺术,并协助郑德坤发掘了王建墓。

1945年,苏立文获金陵大学语言和艺术史的教职,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画家。他与中国画家黄宾虹、张大千、林风眠、庞薰琹、丁聪等人都有交往。苏立文教关山月英文,关山月则依照《芥子园画谱》教苏立文中国画技法;吴作人在苏立文家的阳台完成了《青海市集即景》;庞薰琹(读音“琴”)苏立文的妻子吴环绘了一幅画像;丁聪、叶浅予、张大千等人对苏立文讲了游历中国边疆的见闻,并赠给他不少画作。获悉苏立文对中国现代艺术感兴趣之后,素不相识的黄宾虹为苏立文寄来一幅袖珍山水画。

苏立文2005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称,“在成都我第一次认识中国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到内地来避难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里有吴作人、丁聪、刘开渠、庞薰琹及他的妻子丘堤。庞薰琹是我一生最亲密的朋友,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苏立文以一种亲历的方式见证了当时中国画坛的发生与发展。

1946年,苏立文夫妇回到了英国,并先后进入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专研艺术史。1949年,苏立文获得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1952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1954年至1960年任教于新加坡大学,1960年至1966年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66年至1985年担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并曾任东方艺术系主任。

1985年起,苏立文任教于牛津大学直至退休,晚年为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荣休院士。

苏立文组织策划并协助完成了吴冠中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此次展览将中国当代艺术介绍到英国,同时确立了吴冠中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

此后数十年中,苏立文又不断地来到中国,通过参加艺术活动、参观艺术家的工作室、收藏中国艺术品等方式与中国20世纪美术进行更近距离的接触,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美术和美术史研究的著作。

其中,1959由费伯书局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1973由泰晤士和哈德逊出版社及纽约插图协会出版的《东西方美术的相遇》、1996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家》等专著,成为西方关注、发现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开端,并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学者,其诸多成果至今仍被看作是西方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经典之作。

正如Ralph Croizier在《现代中国的艺术和社会》(Art and Society in Modern)一文中所说,苏立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和艺术家》是一次西方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先锋式实践。

确实,苏立文对20世纪中国的多项研究成果都被西方学界看作是“里程碑式的且极为有用”的探讨,他阐述了“在多元互构的美学、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环境中中国艺术最为生动的篇章。”

从某种角度上看,苏立文之前,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多为文物价值的关注,缺乏艺术角度的理解、接收。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漠视,原因很简单,此类作品还无法具有文物性质。

但苏立文的出现,使这一状况得以改变。大量关注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研究,促使西方开始将东方绘画作为艺术来关注,而不再简单作为文物来接受。 也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苏立文唤醒了西方对于中国画的真正关注——一种非文物性的、非历史性的当代艺术价值上的关注。

而且,苏立文长达半个多世纪遍及欧美各地的研究、教学,使得这种关注越来越成为西方学术界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而他的著作及学生,逐渐成为了沟通中西艺术相互理解、接受的重要桥梁,在二十世纪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难以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或许,正是因为苏立文在介绍20世纪中国画发展方面的独特贡献,使得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画作为当代艺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立文个人化视角的影响。

比如他对林风眠、黄宾虹、齐白石等人的阐释,已经成为西方理解、接受这些画家的思想基础;

而他所描绘出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价值特征等,也都成为了西方判断中国画的重要原则与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西方眼中的20世纪中国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苏立文的研究而获知的。

伴随着中国文化的重新自觉,在21世纪重构其影响力的今天,苏立文无疑会帮助我们了解西方是如何认识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知西方当下知识传统中的中国文化形象,那么我们重建中国文化形象的努力也就无从下手,无法有所针对地深化西方对于我们的理解与接收。

就此而言,苏立文正是我们打开当代西方视野下20世纪中国画认知经验的钥匙,帮助我们有的放矢地介绍中国画、深化西方的认知结果。

当然,苏立文能够带给我们的,还不仅于此。由于他的研究是建立在他与20世纪诸多中国画家亲密交往的基础之上,是长达半个世纪亲历见证的结果,所以他的研究乃至他本人的经历,对于20世纪中国画的深入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他的足迹,我们可以发现更为丰富、细腻而详实的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历史细节乃至观察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全面、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这段历史的书写。

然而,苏立文在中国本土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亦可说未曾引发较为深入的思考。抛离苏立文所具有的价值,单就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而言,它天然与西方艺术思潮、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此时,一个西方学者对这段历史的书写,其视角、方法以及描述结果对于我们转换视角认知自己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参照,尤其是一位熟知中国过去50多年艺术发展并亲眼见证历史变迁的学者。

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面对迈克尔-苏立文的理由——我们无法忽视、也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过突出贡献,为20世纪中国画研究付出毕生心血并因此影响西方认知中国艺术的学者。

2013年9月28日,苏立文在牛津大学医院病逝,享年97岁。苏立文的夫人吴环(Khoan),家乡为福建厦门。早年成为大学生,学习细菌学。后于1942年在成都与苏立文结婚。此后她放弃了自己的科学生涯,帮助苏立文结识了许多中国的画家、艺术家。2003年,吴环在英国牛津逝世。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